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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明远剖析中国教育六大弊端

发布时间:2016-02-16 点击次数:315次
 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、北师大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是当今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家。他不仅在学术研究成果卓著,而且对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都有独到思考和重要观点。他参与了关于国家教育改革的相关调研和方案论证,近年来不断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地位,废止“三好学生”评选与反对强迫孩子参加“奥数”培训等,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。
  在最近所写的一篇名为《中国教育路在何方——教育漫谈》的长文中,顾先生针对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,再次梳理了他对教育尤其是当前教育难题的思考,以及我国的教育究竟该何去何从。
  正如顾先生所说,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,这是毫无疑问的,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。如何破解这个难题,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。
  顾明远先生倡导: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,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,教书育人在细微处,学生成长在活动中”。这是他本人的教育信条,也是他对走出中国教育困境的回答。
  “京城教育圈(微信号:bjeduvision)”近期将陆续分享这篇长文的部分观点。邀请圈友们和这位教育大家一起来思考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出路,来体味“顾老之问”背后的沉重和热烈。今天分享的内容为该文的第二部分:教育本身没有责任吗?
  前面我们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、思想根源(点击查看:“顾明远:中国教育问题的九大病源”)。那么,教育本身就没有问题吗?教育本身就没有责任吗?当然不是。教育本身的问题在于屈从于社会的各种压力,教育被扭曲了,被异化了,没有自己的“人格”了。教育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,需要改革创新。正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—2020 年)》(以下简称《教育规划纲要》)指出的,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。教育必须改革,还原自己的本真。下面,我们来列数一下教育的弊端和失误,以便对症下药,改革取得成效。
  长期以来缺乏对教育本质的认识
  关于“教育本质”的讨论,实际上是对教育功能的反思。新中国成立以来到“文革”结束,教育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、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”。也就是说,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摒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提法,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实现四个现代化。1985年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明确提出“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,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”,使得我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。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,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。
 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,忽视人的发展的功能,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。教育界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。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,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才逐渐被官方引用,为教育界所共识。
  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界没有这种“儿童第一”的思想。我们的教育很少考虑儿童的需要,而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们,忘记了促进儿童自我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的。学校为了自己的荣誉,片面追求升学率,很少考虑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发展;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,只顾孩子的知识学习、考试成绩,不考虑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;政府官员只考虑自己的政绩而不顾学生的成长;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赚家长口袋里的钱,只顾把没有用的知识去充塞孩子的头脑。可以说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,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。儿童处于被教育、被学习的状态。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症。
  人才观、质量观、学生观的误区
  人的天赋不同,生活环境不同,因此评价人才的标准也不能一样。什么叫人才?人们往往把人才和天才混淆起来,尤其是许多家长,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。我认为,热爱祖国、诚信做人、勤奋工作,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。天才是人才中杰出者,有重大发明创造,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,少数人才能达到。因此,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,树立人人都能成才,多样化人才的人才观。
  但是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曾高度统一,全国一套教育计划、一套教学大纲、一套教材。虽然新的课程改革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有了灵活性,有了地方课程、校本课程开发的空间,但评价考试是统一的。统一的培养目标难以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才。我们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天才,于是从小强迫孩子学习,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,造成人为的无序的教育竞争,最后受伤害的是儿童,是我们民族的未来。
  什么是教育质量?教育方针说,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。但现在从地方政府领导到学校教师、家长都认为升学率就是质量,考试成绩就是质量,与教育方针的要求背道而驰。人们的质量观不改变,我国的教育难有起色。说穿了,这种质量观其实是功利主义的产物,以本身的利益为标准,不是以人为本,以学生为本。这是教育本身的病源,当然也有其社会基础。
  什么是好学生?不是按教育方针来要求,不是按创新人才来要求,而是按考试成绩、听话不听话、老师个人的好恶来要求。这种学生观埋没了大批有胆识、有创新精神的人才。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,是学生怎样成长的关键。我国传统教育常常把学生放在被动接受教育的地位,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,更没有学习的选择权。这样的学生观必然会影响到人才的培养。
  这些陈旧的人才观、质量观、学生观,不能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根。
  轻视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
  我国教育制度设计上一个很大的缺陷是轻视职业教育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学制是比较重视职业教育的。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,专门建立了职业教育的体系。但是“文革”把农业中学、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说成是教育不平等,是对工农阶级的歧视,将其一律都砍掉,只留下普通中学,而且缩短学制至四年。这是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毁灭性的破坏。“文革”以后,虽然教育秩序逐渐恢复,但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没有被重视。
  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一批职业中学,是为一批考不上普通中学的学生准备的,且专门技术的含量极低。因而在人们心目中,职业中学低人一等,整个职业教育的名声也被毁坏。特别是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后,提出要重点发展普通高中,职业高中再一次萎缩。直到21 世纪初,“技工荒”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发展,我们才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。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,做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。经过这几年努力,才使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例得以优化,才扭转了职业技术教育衰退的局面。
  特别是最近几年,在《教育规划纲要》公布以后,政府加大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力度。采取免收职业学校学生的学杂费,给其提供生活补贴,职业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学校等一系列措施,吸引青少年接受职业技术教育。但是,职业技术教育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高,广大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普通大学,特别是名牌大学读书。
  因此,千军万马挤向高考独木桥的局面并未改变。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统筹设计和优惠政策,再加上传统文化重学术轻技术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影响,使得教育的恶性竞争依然是教育的顽症。
  学校发展不均衡
  当前大家诟病最多的是重点学校的建立。长期以来,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重点小学、重点中学,造成学校发展的不均衡。教育的激烈竞争,原因是追求重点学校,以便能顺利地考上大学。因此,取消重点学校的呼声由来已久。
  30 多年来,政府对重点学校投入大量资金,使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,造成了择校问题。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,小学升初中要经过考试。这造成了考试竞争,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。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,推进素质教育,教育部曾明令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,采用电脑派位方式。但是重点学校仍然以各种竞赛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,于是奥数班、英语班、艺术特长班应运而生,使得考试竞争愈演愈烈,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。
  《教育规划纲要》已明令禁止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,但重点学校是长期形成的,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难以消失。这就是教育竞争的根源。现在各地政府也都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改造。只有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,才能缓解由于教育竞争带来的种种问题。
  正确的评价制度的缺失
 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太单一,只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。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要全面评价,但除考试成绩之外,学生的思想品德、身体素质等都没有刚性指标。于是大家追求的只有考试成绩。新的评价考试方案即将出台,提出小学升初中一律不考试,中学要实施学业水平测试,作为升学的重要依据。但如何实施,恐怕还需认真细致研究,做到公平公正。
  我国的考试制度长期存在“一考定终身”的弊端。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既体现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,又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。但这种办法在我国行得通吗?首先,我国高校招生只凭一纸成绩,无需别的要求;其次,我国中学生没有养成自主选择的能力;再次,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,诚信制度尚未建立,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、申请书的撰写、校友的面试都可能弄虚作假,不能令人相信。高中评价考试改革相关文件已经出台,但愿能够改变现状。
  传统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
 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搬过来的,首先是学习日本。清朝末年壬寅学制、癸卯学制都是源自日本,而日本又是从德国搬过来的。因此,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烙印。虽然1922年改用美国的学制,而且美国著名教育家、现代教育学派的鼻祖杜威1919-1921年在中国讲学两年有余,竭力宣传他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主张,但没有动摇我国传统教育的传统。因为传统教育比较适合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并具有科举文化的中国。
 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“文革”以前,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教育。1949年以后,我国确立了“一边倒”向苏联学习的方针。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传统教育理论的影响。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、课堂中心、教师中心。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。客观地说,凯洛夫教育学还是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教育现象的,它强调学生要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,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。但其教学过程过于僵化,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发展,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造性、批判性。1951年我到苏联学习教育专业,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并非凯洛夫主编的《教育学》,也没有那么教条。1956年回国以后,我发现国内学界对凯洛夫主编的《教育学》研究得十分精细,教材也完全照搬它的体系。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。
  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经验,重新重视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、做中学等思想,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,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。但大部分教师还是习惯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。而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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